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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研究

薛喆10,027 字 · 23 分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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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新闻舆论工作,关键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通过新闻工作塑造党的良好形象,坚持新闻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党的事业发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艰苦奋斗,白手起家创办了种类丰富、形式多样、成熟完善的新闻宣传矩阵,有党报党刊、通讯社、广播电台,也有人民大众通俗易懂的墙报黑板报等,雅俗兼具,形成了富有延安特色的清凉山新闻中心,构建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闻宣传工作原初形态。在这一时期,党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探索,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内在逻辑

所谓新闻,简而言之,就是最近或近期发生的事情,具有真实性、时效性和准确性等特点。早在我国古代,就已经出现了与新闻相关的概念,例如:邸报、朝报等,是当时社会民众获取消息的重要渠道。在近代中国,以报刊为主的新闻载体见证了诸多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事件,这对启迪民众摆脱蒙昧、推动社会变革发展及激发民族爱国情怀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1917年11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起初这一消息是通过官方电报传播的,但传播范围仅限于政府机构内部。几天后,上海的《民国日报》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面向大众进行报道,于是,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例如,李大钊等著书立说,用纸质媒介向社会民众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共产主义信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这使得当时社会上一大批志士仁人和先进知识分子审视内外时局新潮流、慎思救亡图存新可能,并最终选择社会主义新道路。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大事件,而党在创立之初就非常重视新闻舆论工作。在思想宣传上,党注重把宣传工作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激发无产阶级革命觉悟,同时还强调新闻报道要实事求是,多进行调查研究。而且党为此在组织建设方面设立宣传部,负责思想宣传工作;在队伍建设方面,培养了一支有素质、能担当、初具规模的新闻工作人才队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党在总结早期新闻舆论工作的得与失基础上进一步建章立制,初步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新闻宣传体系,对新闻工作的采集、编撰、印刷及发行等环节上设置了相对应的专门机构,使党的新闻事业开始朝着制度化和精细化的方向发展,为延安时期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积累了丰富经验。

(一)理论之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初探索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思想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的科学理论武器,也是引导广大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科学行动指南。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新闻这一概念本身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实践的,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同样也是如此,马克思本人从实践到理论,从《莱茵报》到《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在一次次革命斗争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得以出场,并为后来马克思主义者所研究和实践。所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从来不是什么抽象理念,虽然从事新闻宣传行业的主体对新闻的报道或多或少会蕴含着报道主体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念,但是马克思认为,“事实并不排斥思想,思想也并不排斥事实。”这就是说,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的转移而转移,真实性和客观性是新闻宣传工作的基本属性。所以,新闻应该是真实客观的,是客观事实的概括凝练与真实再现,而不是对客观事实的臆想与猜测、偏见与歪曲。

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注重新闻报道的人民性,指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唤的喉舌”。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指出“自由出版物人民性”的观点,在普鲁士当局对《莱比锡总汇报》进行查禁时,马克思提出了“人民报刊”的理念。因此,马克思把人民看作是新闻事业的主体性力量,没有人民的参与支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新闻事业则很难有所发展和突破。这一点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奠定了基础,也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新闻宣传工作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

(二)实践之需:革命形势发展需要强大的舆论宣传武器

党中央在延安时期的十三年,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两个阶段内西安事变、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土地制度改革、转战陕北等重大风险挑战和考验。面对这些挑战考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临危不惧、审时度势,依次提出了两条统一战线,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的爱国进步人士,建立多个阶级联盟的统一战线,以历史主动精神于绝境中求生。

强大的舆论宣传武器是团结民心、汇集民智、凝聚民力的重要工具,是做好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技术性要素,回应了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延安时期的每一重大历史节点,无不表明,在当时党面临着包围封锁情况下,闭门造车且“关起门来搞革命”是无法取得革命最终的胜利。所以必须要向外界传播自己的声音,讲好延安故事,让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和先进人士加入到革命统一战线。在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和杨虎城等将领发表《对时局通电》,提出了八项抗日主张,隔日登载西安的《解放日报》,一电一报使国内外迅速对西安事变作出反应,中共中央旋即通过电报形式向南京国民政府表明对张杨等将领的抗日主张的支持,之后也多次通电南京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41年,延安开始进行整风运动,对党风、文风和学风进行了系统性整顿,从版面篇幅、主题栏目以及刊物数量等多方面对当时的党报党刊和文艺作品也进行了整顿。整风运动后,办报办刊的整体水平较之前有了明显提高,其内容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更为密切。1947年,中共中央为消灭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实行转战陕北的策略,在转战途中,新闻工作者排除万难,千方百计保持通讯通畅,这为党中央及时了解外界资讯以灵活调整军事策略提供了有效的参考信息。

类似这样的标志性历史事件还有很多,从这些例子中就可以看出,革命形势是千变万化的,谁掌握了舆论宣传武器,相当于谁就有了主动权和话语权。因此,革命形势越发展,无产阶级政党越是需要舆论宣传武器,延安时期党在新闻宣传工作中的相关部署与安排就印证了这一点。

(三)建党之要:人民型政党形象塑造之策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一直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注重思想建设,不断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作斗争,同时,共产党没有任何其他特殊的利益,始终代表的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此,党的新闻事业不仅是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还是人民的新闻事业,做新闻宣传工作的目的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并争取革命的胜利。所以,坚持新闻事业的党性与人民性原则相统一是党的各方面建设的客观需要,是塑造人民型政党的良善之策,也是党在延安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有效探索。

在延安时期,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文盲半文盲的文化水平,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提出了新课题和新任务,党的新闻宣传面临着新情况和新挑战。同时在这一时期,党员规模得到进一步扩大,一方面提高了党干事创业的影响力,但另一方面,由于大部分党员的出身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等,所以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一时占据着上风。因此,党的建设刻不容缓,党的形象塑造急需整顿。如果党的建设软弱不力,党的形象作风庸俗涣散,则党的新闻宣传则会失去公信力、影响度和真实性,进而会影响党群关系,所以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坚持党性原则,是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以及从根本上增强党新闻宣传工作的战斗力的基本要求。为此,毛泽东指出,党的新闻宣传要坚持党性原则,要“抓紧各地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但与此同时,党的新闻事业又离不开群众参与,脱离了群众,党的新闻事业便失去生机与活力,党的叙事体系便会受到质疑和解构。基于此,毛泽东指出,党的新闻事业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在教育群众的同时,“首先要向群众学习”。这样,党作为人民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在党性原则的指引下,带领人民群众办好人民满意的新闻事业。

二、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实践路径

(一)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相结合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率先提出“全党办报”“全民办报”的新闻工作路线。毛泽东指出,办报“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全党办报”突出强调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权和指挥权,明确了新闻工作的主导力量,保障了无产阶级政党进行理论宣传的主动权,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造性实践运用。据统计,在延安时期,报刊创办的类型可以分为三种,分别是:(1)直接由中共中央及其直属部门主办,例如:《新中华报》、《解放》周刊、《今日新闻》、《共产党人》、《文摘》等;(2)由地方省委或党委主办,例如:《党的工作》、《党的生活》、《救亡日报》、《团结》、《边区群众报》、《关中报》等;(3)由与军事相关的单位主办,例如:《前线》、《战声报》、《前线画报》、《八路军军政杂志》等;(4)由政府部门或官方协会主办,例如:《青年战线》、《文艺突击》、《中国青年》、《大众习作》、《青年新闻》等。虽然种类多样,但这些报刊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政治属性,即都体现了党性原则。

所谓“全民办报”,强调的是群众对新闻工作的参与权、知情权和表达权。而报刊的党性原则并不意味着其人民性原则的缺失或缺位,恰恰相反,人民性是坚持贯彻报刊党性原则的主体力量。所以,“全党办报”为“全民办报”指明了正确政治方向,“全民办报”是“全党办报”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所以,强调对报刊党性原则的坚持与贯彻其人民性的原则并不冲突,二者是相得益彰、不可分割的关系,这背后的逻辑根源于党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例如,有些群众不识字,或者识字不多,文化水平较低,阅读报刊和接收新闻有一定困难。于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建立读报小组、增设报刊“问答”等互动性专栏、典型示范树立榜样等方式,提高了当时人们的识字率,提高了人民群众参与党的新闻事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拉近了报刊与群众的距离。同时,党还鼓励识字民众积极担任新闻通讯员,或者引导他们向报刊提意见、写文章,同时报刊本身的话语体系也越来越大众化、通俗化,涌现出了诸多反映当时人民生活真实面貌的戏剧、歌曲、文艺、画报等等。群众对办报看报和读报的热情日益高涨,极大鼓舞了人心,也激发了民众参与革命的决心,进一步巩固了党与社会各阶层的团结,推动革命不断走向胜利。

“全党办报”与“全民办报”相结合,关键在“党”,核心是“办”,重点在“全”,基础在“民”,载体是“报”,根本在于“结合”,这实际上是党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落地实践。同时,这也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关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指针,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有益探索,只有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新闻舆论工作才会有正确政治方向,并能引导全社会形成正确价值观。

(二)建章立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

延安时期,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后,共产党对新闻舆论工作设机构、立新规、建制度,使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较于共产党成立初期和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更为制度化、体系化和规范化,并形成了成熟的新闻业态,为我国现代新闻事业发展打下扎实基础。当然,党还高度重视新闻人才队伍的建设,如果没有业务精湛的专业化人才队伍的支持,新闻宣传工作便很难坚持下去。

1936年,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成立了由张闻天直接负责的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党报党刊的编印出版。但由于党报委员会是临时成立的,到整风运动后,出于精简机构需要,1943年,由政治局和书记处直属领导的中央宣传委员会取代了党报委员会,其委员会的主任为毛泽东。与此同时,为统一党内思想和促进抗日战争胜利,在1942年,中央政治局下发《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之间关系的决定》,这一决定要求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不得中央许可,不得擅自发表政见”。由此可见,党在延安时期形成了垂直单一型新闻舆论工作管理机制,这一机制很好保障了新闻舆论工作的正确指向性,提高了党宣传意识形态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效率,对巩固延安整风运动成果和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进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党还通过文件指示、政策制定和法规创立等方式对新闻报刊的采集、编写、印发及传播作了各种具体规定,这些具体规定更好地促进了延安时期党的新闻事业的繁荣发展,形成了“万众瞩目清凉山”的新闻传播图景。

怎样建设一支专业的新闻人才队伍,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回答。在延安时期,党进行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宣传离不开新闻人才队伍。而在当时,人民受到的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加之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培养新闻人才阻力大、难度高。为此,党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进行了从无到有的实践探索,构建起了成熟的新闻人才队伍,取得了丰富成果,为外界了解延安革命盛况提供了窗口和契机。这些成果内容主要包括:(1)通过读报、办黑板报和墙报等方式提高群众识字率,为通讯员制度奠定基础;(2)建立通讯员制度,下至识字的老百姓,上至党员干部,都可是新闻舆论工作的通讯员;(3)开办新闻班,加强实操训练。时任延安大学校长的李敷仁,在1946年开设了边区高等学府的第一个新闻班,并邀请此前就职于《大公报》社的著名记者范长江担任班主任,还打造了一支高水平师资队伍。除为学生提供新闻理论教学外,还引导学生撰写新闻、通讯及调查报告,加强对学生的业务实操练习,提高新闻班学生的业务素养;(4)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报党刊、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介的创立发展,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党在延安时期,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以来,一直重视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贯彻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通过举办座谈会、开设培训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深化了党内干部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认识。这些内容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容,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新闻舆论工作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三)艰苦奋斗与勇于创新相结合

在延安时期,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离不开宣传,宣传需要的物质技术要素有笔纸、油墨、印刷机等,而离开这些要素,新闻工作将难以为继。随着革命形势和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边区交通运输的限制和封锁,在这样的情势下,党报党刊及其他刊物杂志等缺纸缺墨问题相当严峻,党的新闻事业遭到了空前打击。于是,党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带领人民集思广益、排除万难,创造条件满足新闻宣传对物质技术要素需求,并用本地的“土方法”解决缺纸缺墨的问题,还通过对打字机的字架的优化改造提高了打字效率,这种字架后来被人们称为“延安式字架”。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有序开展,各出版机构和印刷厂再次恢复生产,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和精神,构成了“万众瞩目清凉山”内在的精神支柱,充分展现了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的坚忍不拔与坚强意志,是延安精神在新闻舆论工作中的生动体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现实性回应。

除此之外,党的宣传工作还需要宣传方式和理念的创新。在宣传方式上,党一直强调宣传工作与人民群众生活实际相结合。例如《兄妹开荒》,采用秧歌等接地气的民间艺术方式,反映了大生产运动中人们整体的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弘扬劳动个人的劳模精神,是雅俗共享的经典戏剧艺术,是党的群众路线的艺术写照。在宣传理念上,面对国民党的严酷封锁,党以历史主动精神,以历史自觉采用“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宣传理念,向国际传播中国共产党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叙事理念,在“国统区”开辟新闻宣传的新阵地,同时邀请国外记者来延采访,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则在国内外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党的宣传工作的方式与理念深刻反映着党的性质宗旨,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实践伟力和理论魅力。

三、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当代价值

延安时期,是党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探索的成熟期,奠定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基础,提供了可借鉴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内涵丰富,其本质要领是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权,价值内核是基于唯物史观坚持新闻舆论工作要面向人民大众、贴近人民生活实践,基本要求是坚持客观性原则并从事实出发展开工作,时代发展要求新闻舆论工作跟上时代步伐,以新的理论和新的实践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新境界。

(一)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全面领导

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根本要求,也是政治性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闻舆论工作“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这就意味着新闻舆论工作要始终坚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宣传党和人民的意志,围绕阶段性中心任务自觉照顾大局、服从大局和服务大局,并为大局考虑,从大局出发。延安时期,党性原则是创办报刊和宣传理论方针政策的首要政治原则,在当时,任何的党报党刊都必须自觉服从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两大军事斗争大局。为此,党报党刊等进行版面改版,增加报道本地新闻幅面,积极宣传党的理论主张和路线方针政策,使党的主张和意志得到了更多传播,使外界对延安也更加为之向往,对促进两大军事斗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坚持了党性原则,新闻舆论工作的前进方向就有了正确的政治保障,这样就可以更好凝聚民心、反映民意、体现党和人民意志,并能朝着共同目标努力奋斗。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复苏疲软,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正在滋生,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需要对外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为此,新闻宣传工作必须要坚持党性原则,全体新闻工作者应自觉担负起捍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阵地的光荣职责,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奋力谱写好新闻宣传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二)坚持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办好人民满意的新闻事业

坚持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办好人民满意的新闻事业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人民性原则。在延安时期,新闻宣传工作的下沉展开,需要解决的是民众识字率低的首要问题。如果民众不识字,就无法从党报党刊中获取革命信息,新闻的传播也会受到阻碍。面对这一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办报办刊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同时也要坚持人民性的原则,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帮助人们提高识字率,鼓励识字的人们担任通讯员,这为民众接收边区新闻扫清了识字障碍。其次,共产党鼓励新闻工作者展开田野调查,引导记者贴近群众,报道群众身边事,一些报刊还开设了新栏目,增强了与群众的互动性,使党及时了解群众关心的事,进而改进党的工作作风,更好为人民服务。

从群众中来,意味着新闻工作者在本质上是人民群众的一员,与人民群众不可分割,同时也要在调研的基础上充分反映民意;再到群众中去,也就是说新闻工作者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传递给民众,并认真聆听群众的意见建议,从而使党的意志能真正体现人民的利益与呼声。联系当前,我国短视频平台在近几年迅速发展,“快餐式”营销文化、“碎片式”阅读方式以及伴随而来的“流量网红”“信息茧房”等现象,正在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取向,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带来了一些新的危机,这也就对我们党利用新闻宣传工具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方面的激浊扬清提供了新场域。如何在短视频时代下化“危”为机,这就需要党在新闻宣传工作中既要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又要注意对群众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进行正向有益的引导。

无论是延安时期,还是今天这个时代,亦或是今后,新闻宣传工作都要把人民永远摆在重要的位置上,这既是新闻宣传贯彻唯物史观哲学命题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价值旨归。

(三)加强党宣传工作的制度建设,注重人才培养

制度建设与人才培养是构建体系完备的宣传工作的可靠保障。在延安时期,党的新闻宣传工作注重完善宣传制度,并设立专门的行政及教学研究机构来培养专门人才,为做好当时党的宣传工作提供了坚强后备力量。在延安时期之后,我们党带领人民建立了新中国,进行了改天换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在重大历史关头实行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历史转折,开启了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建设历程,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二十大以来,党的新闻宣传机制愈加成熟,宣传工作方面的专业人才队伍愈加发展壮大。但我们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仍然有诸多挑战,主要是自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新闻宣传由单一主体变为多元主体;资本逻辑使自媒体宣传更倾向于商业化运作,商业化、流量化的思维模式不仅冲击着传统宣传工作机制的指导原则,也不利于社会风气的正向发展等等。

这就要求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者必须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不断创新宣传的话语体系,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建立健全全时态的舆情预警系统,建立和完善适合人工智能时代的各方面宣传制度,并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增强宣传工作的时效性和真实性,及时向人民群众传导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敢于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潮作斗争。同时,要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交叉建设,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努力打造一批有理想、有素质、能担当、结构合理且专业本领过硬的新闻宣传人才队伍。

(四)坚持守正创新,传承弘扬党的优良作风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开放性与发展性,要求我们进行新闻宣传工作时,要坚持守正创新,传承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这是赋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时代价值。

在守正创新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新境界,是延安时期党带领人民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进行的一次有益探索。对当前的新闻工作者来说,我们要学会用创新思维大胆地探索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新闻宣传工作的新思路和新模式,及时传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反映民意,并因时而宜地传播中国好声音和好故事。但创新宣传的工作路径和实践样态,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丢掉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中所形成的优良作风,相反,我们需要充分利用宣传工具,走进人民心田,时刻牢记党的使命宗旨,并创造性运用新闻宣传工具发掘和传播新时代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风貌。

在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变革,各种生成式人工智能如雨后春笋般生长的当下,党的新闻事业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考验。在人工智能浪潮中坚持正确政治导向并做好新闻宣传工作,是每一位新闻工作者需要思考的一个时代课题。为此,我们一是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推进新闻舆论工作大众化时代化;二是要学用会用善用人工智能技术,丰富新闻舆论工作的内容、形式、手段和载体;三是用开放和发展的眼光培育自己的国际视野,多贴近群众,多联系实际,多报道正能量的人民故事,增强新闻舆论工作的感染力、影响力和穿透力。简言之,就是要我们在日益丰富的实践基础上,坚持守正创新,传承弘扬党的优良作风,用新理念新思想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新境界。

四、结语

新闻舆论工作是党严守意识形态阵地、宣传路线方针政策和讲好中国故事等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观点新论段,创造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新境界。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用五个“事关”总结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性,并指出,“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这五个“事关”是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高度凝练与集中表达,结构清晰、逻辑严密、层次明确,是新时代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精髓要义。在延安时期,党带领人民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历史成就和精神力量,构成了党的新闻事业发展的延安篇章,为我们当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对构建党在新时代宣传工作的中国篇章有着非同寻常的参考价值。

标题11:学期末初中道法教师教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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